红头发嫌疑犯
那天夜里捕获了两名来自柏林的少女，她们没带身份证；一名妇女，她说丈夫被送进了医院，两人的证件都在他那；一名法国男子，他的证件没办妥；一名穿着长统靴的德国青年，圆脸红发，傲气十足，他说他的证件遗失了。对最后一位的审讯，宾厄姆做了记录，并一句不落地记下了针锋相对的对话：
“你从哪儿来？”
“哈雷。”
“俄国占领区？”
“对。”
“你的证件呢？”
“我丢失了。”
“你什么时候到这儿的？”
“前天。”
“你是怎么进入汉诺威的？”
“越过边境。”
“目的？”
“想在诺德海姆找一份工作。”
“昨天你在哪儿过的夜？”
“在汉诺威。”
“哪儿？”
“在克莱弗尔德区。”
“哪儿？”
“我不知道那条街名。”
“你知道。”
“不，我不知道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诺德海姆有活儿干？”
“我在报上读到的。”
“哪份报纸？”
“《汉诺威新闻报》。”
“怎么弄到的？”
“在哈雷时有人给我送来的。”
“谁送的？”
“我叔叔。”
“《汉诺威新闻报》上没登诺德海姆的招工广告。”
“不，它们登了。”
已有丰富审讯经验的宾厄姆，凭直觉知道这个德国小伙子给他的答复中有明显反常的地方。他不能确切地说出漏洞在哪里——他依赖于他已开始相信的一种直觉。也许是这位小伙子回答得太圆滑了，好像他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盘问：或许是他回答得太沉着冷静了。无论是哪一种情况，宾厄姆都是要拘留他的，这一点毫无疑问。那夜需要进一步审问的嫌疑犯一共有七人。四名从事黑市交易的人被移交给德国警察。第二天凌晨，嫌疑犯在武装警卫人员的押送下乘卡车离去了。红头发的德国青年坐在车尾，当卡车在拐角处放慢速度时，他突然纵身跳出车外。在公路上翻了一个筋斗后便消失了。警卫人员朝他开了三枪，但他逃脱了。宾厄姆明白他的预感是准确的，但他并不怎么担忧——这小伙子很可能只是一个三流的苏联特务。